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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多少年的历史(仅存在了37年就灭亡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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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,富强却二世而亡的朝代有两个,秦朝和隋朝。

秦朝国祚15年,隋朝国祚37年。

隋朝既强且富,这几乎是共识。

隋朝究竟有多强大呢?在南方,一举扫灭南陈;在西方,胖揍吐谷浑;在北方,让突厥俯首称臣。除了东征高句丽没捞着好处,隋朝在军事上几乎是无往而不利。

至于隋朝的富庶,更是历来令很多人津津乐道,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所说“按古今称国之富者,莫如隋”。

唐太宗也亲口说过,隋文帝末年,国家粮仓里储存的粮食,能供天下吃五六十年(《贞观政要》)。这也为考古所证实。

1970年,洛阳博物馆对隋朝含嘉仓遗址进行发掘,掘出将近300个粮窖,大窖可储存粮米一万多石,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。

其中一个仓窖内尚留存炭化的小米约50万斤之多。这些足可反应出隋朝的富庶。

但如此富强的隋朝,为何就二世而亡了呢?

国富民穷是祸

治理国家,一直有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。

一条是“藏富于民”的富民强国之路,这种思想以儒家为代表,荀子有云:“王者富民,霸者富士,仅存之国富大夫,亡国富筐箧、实府库。”

另一条是牺牲百姓利益的富国强兵之路,这种思想以法家为代表,商鞅就说过:“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。”

隋文帝走的,恰恰是法家的路子,以致国富民穷,留下速亡的祸根。这可以从他设立“义仓”一事情上看出来。

开皇五年(585),隋文帝下令,在天下各地设立义仓。要求所有家庭在秋收之日,“出粟、麦,于当社造仓窖贮之”。

义仓建立之初,由乡里的社司掌管,“若时或不熟,当社有饥馑者,即以此谷赈给”。

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,可没过两年,隋文帝便觉得老百姓有问题,太不珍惜义仓的储粮,使用过于随意,起不到防灾御患的作用。

于是先后将北边诸州以及关中大部分地区的义仓粮食,收归州县管理。

以前都是丰年多交,凶年少交,现在不管年成如何,一律按照户等征收,“上户不过一石,中户不过七斗,下户不过四斗”,于是“所在义仓,又皆充满”。

这样,本来是农民自筹以防灾荒的粮食,反倒成了田租、户调以外的一种附加税。

由此,便不难想象,隋朝官仓里的粮食何以那么多。而与之对应的,则是苦不堪言的百姓。

这并非是无根据的揣测,隋末很多地方,都出现了饿殍遍地但官仓满是粮食,却又未见灾荒的记载。

是以当时起兵造反的人,为了招兵买马,常见套路就是攻占粮仓,然后开仓放粮。

比如刘武周,他本不过是马邑郡的一个武官,是什么让他有胆子造反?

因为他看到“百姓饥饿,死人相枕于野”,另一方面却是“仓内积粟皆烂”,所以他试探性地拿这事来刺激百姓,结果“皆发愤怨”。

于是,刘武周手起刀落,杀了王仁恭,然后开仓放粮,赈济饥民,很快便招到了一万多人马。

再如李密。大业十二年(616),翟让以韦城瓦岗寨(滑县南)为据点,起兵造反,也就是俗称的瓦岗军。李密投奔翟让后,建议翟让攻打洛口仓。

他指出,当今“海内饥荒”,只要攻下洛口仓,开仓放粮,百姓自然争相归附,“百万之众,一朝可集”。

翟让听从了他的建议,结果“老弱襁负,道路不绝”,兵马由此发展至数十万。

除了粮食,在户调的绢布方面,亦有端倪。隋文帝即位以后,灭南陈,败吐谷浑,击突厥,几乎年年都在打仗。我们知道,打仗等同于烧钱。

按理来说,隋文帝虽然摘了北周的桃子,但连年用兵,财政不出现大的倒退都算不错的了。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。

根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,文帝曾对伐陈有功的将士,大行封赏,一次便赏出绢布共计三百余万段(二丈为一段),“其余出师命赏,亦莫不优隆”。

史官给算了一笔账,当时光赏赐出去的绢布,每年就要用掉数百万段,可是“府库曾无减损”。

到了开皇十二年(592),也就是灭掉南陈三四年的光景,竟“库藏皆满”。隋文帝“于是乃更建左藏之院,构屋以受之”。

一个连年有战事,且大赏军功的朝代,国库的绢布居然越来越多,岂不蹊跷?

所以对于隋朝的富庶,岑仲勉先生在《隋唐史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:

经济相当进展,吾人固不否认。然此只官家从严重剥削所表现之一面,百姓方面并未作平行式的推进,或者官家愈肥,民间愈瘦。

唯其如此,才晓然隋末革命何以发生急剧的变化,亦即由迟缓的量变进到迅速而突然的质变。

隋文帝拼命敛财积粮,结果却是帮助敌人,埋葬自己,想来真是讽刺。

隋炀帝穷奢极欲、好大喜功

其实,隋文帝留下的巨额财产,首先引来的倒不是外贼,而是隋炀帝身体里的心贼。唐太宗曾分析隋炀帝的灭亡之因,《贞观政要·辨兴亡》:

炀帝恃此富饶,所以奢华无道,遂致灭亡。炀帝失国,亦此之由。

隋炀帝是出了名的穷奢极欲。他即位后干的第一件事,便是营建东都洛阳。整个洛阳城规划面积非常大,“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”。

虽然工程浩大,但修建速度奇快,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便告完工。因为每月役使民丁高达200万人,而且官吏督促得非常严急,“僵仆而毙者,十四五焉”。

纵使有些夸张,可就算死十分之一,亦是个吓人的数字。

同年,隋炀帝又在临淮建都梁宫,大业三年(607)八月,又在太原修建晋阳宫,四年四月,汾州起汾阳宫,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。

此外涿郡有临朔宫,北平有临榆宫,渭南有崇业宫,鄠县有太平、甘泉二宫,江南有丹阳宫,可以说是无日不营宫室。

隋炀帝到处修行宫,自然是为了巡幸。他即位仅三个月,便幸洛阳,第八个月,又跑江都去了。

有人计算过,隋炀帝在位将近19年,可呆在长安的时间,居然不满1年。真可谓不是在巡幸的路上,就是在准备巡幸。

穷奢极欲,往往与好大喜功相表里。在修建洛阳城、都梁宫的同一年,隋炀帝又下令开始修建运河。

运河前后修了6年,这项工程究竟动用了多少民工,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,只是说“丁男不供,始以妇人从役”。

按大业五年(609)全国人口4600万,除去妇女、小孩、老人,男丁怎么也得有1700~1800万。

可这么多的男丁,居然还不够役使(当然,不只是修运河),这是一种何等景象?

不论运河给后世带来了多大便利,隋炀帝出于何种修建目的,修运河绝对是促成隋亡的重大原因。

民力已经被透支到了极点,隋炀帝犹自不知。运河刚竣工,隋炀帝马不停蹄,又调动了100多万的军队,于大业八年(612)春,征讨高句丽。

最终到达前线有35万人,结果被打得只剩下2700人。

随后又于大业九年、十年两征高句丽,好处依旧没捞着,可连年不断的徭役、兵役,他的子民实在活不下去了,于是迎来了起义大爆发。隋朝就此覆灭。

隋文帝在攫民之财以富国的同时,也在积累社会矛盾。隋炀帝既接下了他老子留下来的财富,也接过了社会矛盾的担子。

隋炀帝恃国之富,穷奢极欲,好大喜功,完全是在旧有矛盾上火上浇油,其亡不亦宜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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