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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吗(马光编纂的著名编年体史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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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——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套编年体通史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本编年体史书。这套书在中国史书中具有十分突出和特殊的地位。

若论中国史书,众所周知有“二十四史”。但是,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三史,都是只写一个朝代的历史,也就是所谓“断代史”。

仅有《史记》是通史——写了上至传说中的炎黄时代,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

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写起,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,共1362年的历史。

虽说《资治通鉴》没有《史记》的年代跨度大,但是周朝之前的很多历史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,多数只是传说而已。

所以,中国的史书中只有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这两套是著名的通史。在这两套书中间,有些年代是重复的。由于《资治通鉴》和其他一些断代史书也多有重复。因此《资治通鉴》并没有列入《二十四史》之中。

下面我们来看看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和内容。

一.关于《资治通鉴》的主要作者司马光:

小时候,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都学过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,可见司马光童年时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他喜欢读书,且非常喜欢读《春秋左氏传》。19岁时他即考中进士,起初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就离开朝廷专心去写《资治通鉴》了。

后来又被召回朝廷任职。他是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元老,曾担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——宰相一职。司马光不仅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,史学家,还是著名的文学和史学家。他在朝廷任职时,就开始研读历史书籍,为他写作《资治通鉴》打下了基础。

司马光敕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前后共费时十九年

。他在写给皇上的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,“精力尽于此书”。宋英宗时(公元1064年),司马光把自己编撰的史书《历年图》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,后来又呈上八卷本的《通志》。

英宗看后非常满意,要他继续写下去,并下诏为他专门设置书局供给费用,后来又增补人员辅助他写作。

司马光召集了著名的史学家讨论宗旨和提纲。后决定由刘攽负责撰写两汉部分、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、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,最后司马光总成,又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。宋神宗即位后,亲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

二.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特点

1.篇目:

资治通鉴》全书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: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三卷、《汉纪》六十卷、《魏纪》十卷、《晋纪》四十卷、《宋纪》十六卷、《齐纪》十卷、《梁纪》二十二卷、《陈纪》十卷、《隋纪》八卷、《唐纪》八十一卷、《后梁纪》六卷、《后唐纪》八卷、《后晋纪》六卷、《后汉纪》四卷、《后周纪》五卷。

2.主题和立场:

这部史书横跨中国16个朝代的编年史,隋唐五代的371年占了全书40%,史料价值最高。看得出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时期,如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

司马光具有自己的正统立场。

在那些分裂的朝代,比如三国时期,他以曹魏为正宗,所以蜀和吴无”纪“;南北朝时代,南朝有”纪,北朝无“纪”;五代有“纪”,而十国无“纪”。

他在参考和继承前人编写史书的方法时,又有所发展:对于历史上的君主,他根据他们的才能划分为创业、守成、陵夷、中兴、乱亡五类。

除政治之外,《资治通鉴》在文化、科技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均有丰富的内容记载。比如文化方面,从先秦的儒、法、阴阳、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,至汉初的黄老思想,汉武帝独尊儒术、魏晋玄学都有记载。

3.开创了史书新体例:《资治通鉴》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,使纪传与编年简明地结合起来。

司马光分三部分将年表、帝纪、历法、天象、目录、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,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,使得《资治通鉴》更趋于完善,将中国的历史书籍编纂推进到新水平。

三.《资治通鉴》对后世的影响: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之后,历代的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,各界要人争相阅读。点评和批注《资治通鉴》的帝王、贤臣、鸿儒及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学者数不胜数。

这本书成为了历代君王的政治教科书,人们似乎觉得除了《史记》外,任何史书都不能和《资治通鉴》相媲美。因此,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,两位作者也被誉为“史学两司马”。

历代文人学者都对《资治通鉴》给予很高的评价:

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曾国藩说:“窃以先哲惊世之书,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《资治通鉴》,其论古皆折衷至当,开拓心胸。”

梁启超评价《通鉴》时说: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,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,其取材之丰赡,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,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,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!”

毛泽东主席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《资治通鉴》。他评价说:“一十七遍。每读都获益匪浅。一部难得的好书噢......中国有两部大书,一曰《史记》,一曰《资治通鉴》,都是有才气的人,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……《通鉴》里写战争,真是写得神采飞扬,传神得很,充满了辩证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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