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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七子喜欢驴叫是谁(王粲死后曹丕学驴叫为其送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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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出身名门,文采居“建安七子”之首,死后曹丕学驴叫为其送葬。

提到汉末三国时期,或许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都是当时群雄割据、天下大乱的复杂局面。其实自从曹操统一北方后,原本因战乱而一蹶不振的文学便逐渐恢复了生机。

在当时,以曹氏父子,即曹操、曹丕、曹植三人及“建安七子”为代表的“建安文学”十分兴盛,并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,像诗仙李白就曾有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的诗句。

曹氏父子自不必多说,此三人都拥有不俗的文学素养,成就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高。

而在“建安七子”,也就是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七人中,又以王粲文学水平、成就最高。

作为南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口中的“七子之冠冕”,王粲不但生前与曹植齐名,身后还引得曹丕亲自学驴叫为其送葬,其地位可想而知。

汉灵帝熹平六年(177),王粲生于山阳郡高平县,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一带。

一说起东汉末年的名门望族,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名号无疑最为响亮,而王粲所在的家族“山阳王氏”其实并不逊色。

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官至太尉,其祖父王畅则曾担任司空,其父王谦尽管没有位列三公,但也被大将军何进任命为长史,地位不凡。

在如此家庭中成长,王粲接受的教育自然是极佳的,而他本人也相当聪颖,自幼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才气。

初平二年(191),大权在握的董卓为了暂避关东诸侯锋芒而迁都长安,王粲也在被迁徙之类。
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左中郎将蔡邕一见到他便惊讶于其才华,因此尽管自己大王粲四十余岁,还是与之结为了忘年交。

当时,蔡邕颇受董卓敬重,又凭借渊博的才学领袖文坛,所以前来拜访结交之人络绎不绝,以至于车驾太多堵塞住其门前的小巷。

某次,蔡邕正在接待众宾客,听闻王粲在门外求见,竟然慌忙跑去迎接,甚至仓促之下鞋穿反了都没有在意。

等到蔡邕带着年幼的王粲返回,满座宾客都十分惊讶,而蔡邕则如此向众人介绍道:“此王公孙也,有异才,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,尽当与之。”

初平四年(193),司徒赵温征辟年仅十七岁的王粲为黄门侍郎,但王粲认为李傕、郭汜把控下的长安局势混乱,于是没有应召。

不久之后,王粲启程南下,前去投奔同为山阳郡高平县人的荆州牧刘表。

然而,由于他貌丑体弱、豪放不羁,刘表并没有加以重视,只在建安三年(198)出兵平定长沙太守张羡叛乱时让他写了一篇《三辅论》作为檄文。

建安七年(202),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、袁尚在父亲死后互相攻伐,刘表又命王粲创作了《为刘荆州谏袁谭书》、《为刘荆州与袁尚书》,劝说他们二人联合起来对抗曹操。

可惜的是,尽管这两篇文章得到明代文学家张溥的盛赞,却并没有起到劝和袁氏兄弟的作用。最终,袁谭、袁尚都被曹操击败,河北尽数落入曹操之手。

平定河北后,曹操将目光投向了荆州,于是在建安十三年(208)七月率大军南下。

八月,刘表病逝,其子刘琮继任荆州牧,王粲与蔡瑁等人一同劝说刘琮归降曹操。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后,曹操大喜过望,当即封劝降有功的王粲为丞相掾,赐爵关内侯。

建安十八年(213),曹操进位魏王,王粲被封为侍中,按照史书记载,他博学多闻,面对曹操的提问总能对答如流,因此被委任根据旧时规矩制定新典章。

另据《决疑要注》记载,汉末各种玉佩饰的形制失传,只有王粲还能辨认,所以魏晋时期的玉佩都是按王粲之法制作的。

由于文采出众,曹操对王粲十分器重,曹丕、曹植也敬仰其才华,皆倾心与之结交。建安二十一年(216),王粲跟随曹操南下征讨孙权,于次年春天返回邺城途中病逝,年仅四十一岁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王粲死后曹丕不但亲自前去送葬,还在葬礼上表示王粲生前爱听驴叫声,于是同众宾客一起学驴叫为之送行。另外,曹植也创作了《王仲宣诔》表示哀悼。

按照《三国志》的记载,王粲“著诗、赋、论、议垂六十篇”,但时至今日仅存赋二十余篇,诗二十三首,其中尤其以《登楼赋》最为人称道。

综上所述,作为当时最为杰出的文人之一,王粲出身不凡,文学成就也极高。可惜的是,他所编撰的史书《英雄记》已经残缺,否则应当会为研究汉末三国那段精彩的历史提供更多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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